第十章 從鄉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記

　　近些年來，中國主流詩人集體性走上了技術主義道路，他們有理由強調聲音或事物的象征意義、詞語之間的張力關系、敘述的結構與解構等“文本”的寫作。把語言上升為詩歌的本體，似乎為我們找到了一條通往真理的道路。詩人們面對的不再是寫什么，而是怎么寫，寫得體面而又漂亮。當一種語體發展到考慮怎么寫的問題的時候，離成熟的時日當不遠了。但事實并非如此，當這種詩歌風氣滋長起來后并沒有讓人們看到漢語的希望。相反，有一部分詩人在技術主義的胡同里越陷越深，變成了工匠。當人們談論詩歌的時候，關注的似乎不再是它的精神指向，更多涉及到的是技巧性話題。寫詩不再是一種精神創造，它變成了技術。“打工詩歌”的出現和“打工詩人”群體的形成是對技術主義的一個小小的反撥和顛覆。“打工詩歌”出現的真實意義并不表現在技術的創新上，其重要部分落在詩歌內容的表達和情緒的抒發上，具有真正的民間因素。這樣的詩歌，用形式主義的理論來分析和解讀，往往南轅北轍。現代形式主義詩歌批評對古典的反映論、摹仿論和表現論頗為反感，把詩歌視作一個封閉的自足的體系。形式主義發展到英美新批評后，更以“文本”的形式將作者和讀者從研究視野中排斥出去，以便獲得對“詩歌本身”的理解。詩歌研究突然變成與核物理專業近似的東西，充斥著外行無法看懂的技術術語。一些掌握了“話語霸權”的庸俗形式主義者對“打工詩歌”與“打工詩人”的全盤否定和居高臨下的冷嘲熱諷，讓我們看到了極端技術主義在詩學上的反動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面對“打工詩歌”，我必須成為一個再現論者。形式主義論者描述的是詩歌語言的內部關系問題，而再現論者更傾向于描述詩歌的宏觀價值，確切地講，是詩歌與社會的關系問題。當代生活的復雜性所造成的人性歧義，以及破碎的生存圖景，在“打工詩人”的視像中所產生的多棱鏡似的結果，似乎已經更多地要求著人們在范圍、范疇上做出個別性的區分，并且從個別的區分中發現帶有某種普遍性的東西。從這個角度看，“打工詩人”的寫作恢復了寫作與歷史語境之間的張力，恢復了文本與來歷性經驗的直接聯系。他們介身于文本與歷史之間，置身于心靈的緊張或一種測震術式的寫作，反映出為世界的混亂、變遷、嘈雜所打開的、一種最為敏感的、最深處的心靈震動。當他們真正地用他們的信仰、心靈甚至忍辱負重肩負起寫作的旗幟時，也許他們的聲音在世俗的狂風中細若游絲，但卻讓我們覺得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