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的視角： 六十年文學反思之一

　　1949年迄今60年來的文學歷程，宏觀上大而化之地說，我認為主要是三種潮流的消長、博弈的過程。這三種潮流就是國家權力建構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

　　主流文學 )、承傳近代和五四新文化精神傳統的人文啟蒙文學——這一傳統及啟蒙文學，無疑帶有鮮明的現實批判特點和知識精英色彩——以及由個人經濟利益和市場價格所主導的商業化寫作�！�—嚴格意義上的商業化寫作，雖然是最近20年中國社會形成市場經濟轉型后才出現的文學潮流，不過，直至50年代中后期，當現代稿酬制度基本上還被當代權力容忍的時候，尤其是著名作家的稿酬收入是維持其“上流”生活的重要保障，在當代中國的國情里，如果除去基本統一的工資收入，職業/專業寫作能夠保障作家的“上流”生活，那么，也可以認為存在著一種文學的市場價格機制，即便還稱不上是完全的商業化寫作，但寫作足可以與經濟收入和日常生活質量直接掛鉤�！�—從今天的情形來看，或許還很難判斷60年文學歷程中究竟哪股潮流勢力占有一股獨大的地位。如果說“文革”期間是主流政治意識形態(

　　主流文學 )獨裁的時期，但最終遭到全社會厭棄的不僅莫過于“文革文學”，而且連同“政治掛帥”的文學模式和思維方式，也成為新時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抵制和否定的對象——更深刻的結果是，這還對政治權力建構新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帶來了消極影響，以致出現所謂的政治信仰危機。所以，我說三者在60年中的關系主要是一種彼此消長、博弈的過程。它們各自在特定的時期尋求自身價值實現的最大化。

　　但是，這并不等于說現在無法對這樣一種文學歷史中的博弈現象進行價值取向的分析。事實上，60年文學的歷程足以構成多層次、多方面和多角度的反思對象。僅從長篇小說這一文體的歷史流變來看，也能大致探尋到其中的一些關鍵問題所在及其重要軌跡�！�—以長篇小說為例并非隨意之舉。我們從當下的長篇小說的一些現象和特點中，就能反觀和理解長篇小說對于整個當代中國文學體量的特殊重要性。概括地說，新時期、1980年代以來，我國長篇小說創作發展的宏觀面貌和現象特征，大致集中體現為以下幾點。

　　一是作品數量越來越多。從最初的年產不足百部，增長到2008年的逾1100部�！�—即便是單純地看數量，也能充分說明我國文學社會的生產能力問題。從現在的年產量，可以判斷中國的長篇小說生產在新時期以前的大約三十年里，是被人為限產的。具體原因可以不論，但制度性的原因應該是清楚的，那就是國家權力控制的計劃經濟的文學模式�！�—長篇小說是文學文體中最需要受到權力控制的一種文體。換言之，長篇小說的文體政治性最強。應當特別重視貫徹國家主流意識形態，這是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一個特性。毫不夸張地說，至少是1980年代前出版的每一部長篇小說，都有相同典型的注腳。而當長篇創作的生產力充分解放以后，時代就變了，主流意識形態顯然也已經退居、消失到次要或幕后的地位了。

　　二是長篇的作家人數越來越多。在以往( 1950—1980年代中期前

　　)的觀念里，長篇本來只是“成熟”作家才敢上手的文體，或者說，只是少數作家才有可能問津的文體——其中似乎有個對于作家等級資格的業內“制度約定”。但從1990年代開始，長篇已經成為所有小說家都“必須”寫作的文體。小說家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就是寫長篇。所以，略顯夸張點說，有多少小說家，也就會有多少長篇小說家。長篇小說創作的意義，從作家身份的等級標志、社會待遇轉換為作家的能力測量和水平考核。前者反映的是制度問題，有些政治潛臺詞，后者表現的則是文體等級(

　　長篇崇拜，歧視其他小說文體 )觀念，兼帶有相當的功利性和狹隘性——文學偏見取代了政治偏見，所以才會有人不滿魯迅從未寫作過長篇小說。

　　三是長篇的題材/內容、樣式/形態、技巧/手法等等，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多樣化。并且有一點也很明顯，有些難以把握的題材，一時還很難以紙質形式正式出版，但在網絡或民間，仍在以各種方式(

　　包括公開方式 )流傳。以往，文學寫作( 包括長篇 )“寫什么”的問題，往往比“怎么寫”更重要。后者或許主要是技術問題，可以“去政治化”；前者則被認為帶有立場、動機因素，或許會生出是否“政治正確”問題。在網絡文學世界中，兩者大概并不重要；但在紙質文學傳統里，卻都會有問題。區別在于，“寫什么”有時還會受到政治的過問，“怎么寫”則往往針對的是網絡文學的質疑——“網絡文學”是文學嗎？紙上作家常常有此一問。這就無關政治、無關意識形態，可能與文學觀念轉型或商業化寫作有關了。換個角度看，其實倒也是對政治和啟蒙二元價值論傳統的一種挑戰。

　　四是長篇的海外翻譯數量越來越多，特別是，有些作家作品已經進入了嚴格意義上的海外商業出版市場。與此相應，中國長篇的世界文學影響力正在上升，并且已經開始成為國際中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對象。如果說以往中國長篇的海外翻譯，主要原因可能是政治和意識形態——比如，社會主義大家庭友好政治的見證或紐帶，國際敵對勢力作為意識形態研究的范本或案例，等等�！�—現在則多了兩種含義：一是作為商品，中國文學可以供給世界性文化消費；二是作為國家文化實力(

　　所謂軟實力 )的一種宣示或標記，具有文化擴散、傳播和滲透的作用或目的。這種現象的更大背景顯然是中國開始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國際資本已經進入了中國文學市場，并開始建立文學生產的新機制，意識形態也必須以經濟利益為前提考量了。

　　五是長篇在中國文學市場中的“市值”量越來越高、比重也越來越大，即長篇小說已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商業市場，能夠產出商業利潤，并且一部分作家已經構成明顯的“賣方市場”，掌握了一定的作品定價權。雖然總的來看出版商的權利最大，但制度集權性的出版體系其實已經被瓦解了，出版行業的壟斷性正面臨最終的崩潰，在文學生產力日益解放的當下社會，長篇小說的出版已經成為一種商品利潤的獲取途徑，于是，權利的分享就成為必然。而且，某些文學制度的設置和運作，客觀上也助長了長篇小說的商品市場地位，最顯著的莫過于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其直接和衍生價值、利潤已經很難一概估計了——如作品重印、政府追加獎勵、作家身價上升、改編權價格提高、其他作品的連帶獲益等等。而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的經濟效應則遠不能相比，由此可以明白長篇小說的當下市場地位的特殊性。

　　當然，這些現象和特點并不必然導致對長篇小說創作質量優劣好壞的判斷。但從長篇小說本身的藝術質量和價值取向來看，有些文體缺陷也是相當明顯且帶有普遍性的。

　　一是不少作家雖有長度意識，但缺乏文體的主題意識和結構能力。作家對長篇的長度一般都有自覺的控制力，在這方面，追求“大制作”和“小長篇”的兩種顯著現象，就是最充分的說明。但控制了長度并不等于完成了長篇，長篇主題的簡單化、整體結構的松散性，幾乎是近年來許多長篇的通病。嚴格地說，這類弊病實際上是取消了長篇寫作的必要性，但許多作家對此并無自覺。二是一些作家往往好以出格、出位的字句、情節刺激閱讀，不耐平實的細磨功夫，不重精到的細節推敲，功利躁動之心畢現。雖有人物描寫，但性格塑造不力，特別是往往通篇沒有人物性格的演進、顯示過程，這也就沒有了人物的可信度和親切感。概括說就是：好奇絕而厭平實，重情節而輕細節，寫人物而缺性格。三是許多長篇作家其實都沒有編好一個完整的長篇故事的能力。有多少長篇是一個好故事？特別是，有多少作家擁有講述原創故事的能力？許多長篇都有兩個相似的毛病：一種是故事缺乏整體一貫的演繹邏輯，時有生硬之感；另一種是故事的后半部特別是結尾，不能圓滿收束。故事編不好，筆力也就達不到。四是語言粗糙而不講究。作家要對文字負責。長篇的語言可以也應該像中短篇一樣，追求精確、到位，講究精、氣、神。但許多長篇的語言簡直就是對文學寫作和文學人格的不尊重，甚至是侮辱。這不知是作家的能力問題還是觀念意識問題所致。五是拼湊敷衍，以中短篇的連綴“冒充”長篇。這種現象近年已經越來越多，名作家和新近作家都有這個毛病。不光是圖省心省力，而且美其名為“文體創新”，簡直莫名其妙。可能是長篇的市場價格和文體地位引誘了作家的不自愛表現。六是跟風、仿制之風流行，等而下之則是屢禁不絕的抄襲現象。一部成功的長篇往往能使作家“名利雙收”，于是，投機的跟風、仿制之作立即層出不窮。其中的最下流者，則不惜以抄襲謀利。

　　長篇小說具有特定的文學示范性，能夠多方面表現出這60年來的中國文學流程和軌跡。政治權力、啟蒙話語、文學市場和互聯網，對包括長篇小說在內的當代文學的影響或制約，尤為突出。當政治權力壓倒一切的時候，文學社會的生產力顯然受到了極大的壓制。而當商業化寫作在網絡時代大行其道的時候，傳統的政治權利固然遭到沖擊和削弱，但文學的精神品質也同樣被輕視或嘲弄，文學的價格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當代最大的遺憾和軟肋就是：人文啟蒙的思想和精神在中國文學中沒有承續和建立現代的牢固傳統，永遠只能作為一種抵抗的力量而非主流的表達。雖然啟蒙文學也一直處在與主流政治意識形態(

　　主流文學 )和商業化寫作的利益博弈關系中，但它的價值實現程度顯然是無法與另兩者相比的，而且，很多時候只會是利益受害方。上述長篇小說的歷史軌跡、現狀特征和文體缺陷，其實已能充分說明這一點。

　　最為深刻的問題就在于，當代中國長篇小說缺乏提供精神價值的能力。中國的社會政治波動頻繁，最近20年間的商品經濟社會轉型尤為劇烈，而且，互聯網同時又在推波助瀾——去年網上的長篇數量已經達到年產20多萬部的天文之數。數量如此之大，但因更新快如疾風、目不暇接，紙質讀者才幾乎沒有實際感覺�！�—人文思想沒有堅固的發育土壤，精神價值往往遭到漠視，超越性的追求日趨萎縮；反之，各種功利動機的思想行為則大行其道，長篇文體本應具備鮮明的歷史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等等豐富性的內涵，往往也因之失去了價值意義。藝術價值既難令人滿意，思想價值更顯了無新意。似乎除了長度以外，長篇的文體特征和價值，顯得普遍缺失或平庸。

　　所以，這60年文學最大的需要反思的課題，在我看來就是文學精神價值的實際地位及其不斷淪落的原因�！�—我們現在看到的現實就是，商業資本與政治特權正在繼續聯手合謀、壓迫人文啟蒙文學的生存空間，批判和反抗的文學越來越邊緣化�！�—這阻礙了整個社會的文學理性的成長。說到底，中國文學的進步，還是必須依賴整個社會的價值倫理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