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長篇小說的“寫什么”

　　第二輯 主題與要素

　　關于長篇小說的“寫什么”

　　當前長篇小說創作中存在的重要問題之一是“寫什么”的問題。從1985年文學革新以來，我們一直在說，“寫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怎么寫”。20多年過去了，“怎么寫”的問題已經解決得比較好了，尤其是中短篇小說，也包括一部分長篇小說，在“怎樣寫”上有了很大進步，可是，“寫什么”的問題又突出出來。“寫什么”三個字，包含的東西很多，牽涉很多方面。你在寫長篇小說，但可能，你正構思的這個東西，一開始就不很值得寫，這個問題就太嚴重了。我有時覺得，現在一年出版800部以上長篇小說，有60%是不值得寫的。作者從開始就錯了，沒有解決好“寫什么”的問題。如果一開始就有人提醒你，你構思的這個東西并無太大價值，不必要耗費這個心血，或者你需要修改你的創作計劃，就要好得多。

　　“寫什么”的問題，關鍵在對文學性的理解，諸如以下方面。

　　一、關于平凡與不平凡、平常與不平常

　　現在的小說大都為開放式結構，注重生活實感，主要屬于模仿生活的寫作。而生活呢，一般是比較平淡無奇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小說也平淡無奇行不行呢？現在的長篇小說，以及一部分中短篇小說，其內容和實際生活內容在形態上比較接近，重在刻畫瑣碎的日常生活面貌，這個本無可非議，但如果很大量作品都停留在從平凡中寫平凡、在平常中寫平常，是否可以？實際上許多這樣的作品讀完后，給人帶不來多少觸動和震撼。所以，認為小說越像生活越好的寫作觀念是片面的，小說可以寫平凡，但要在平凡中寫出不平凡的一面，這才是小說。

　　小說無非兩種方式：一種是從不平凡中寫出平凡，一種是從平凡中寫出不平凡，你至少要占一條。比如，馬爾克斯的《 巨翅老人 》，寫一個年老的天使，在風雨中折斷了翅膀，掉在了一個農民的院子里。農民可憐他，給他吃的。后來村里人知道了，都跑來看，對天使很好奇，最后，天使成了大家觀賞的對象，都來戲弄他。院子的主人見有利可圖，開始收門票。天使很痛苦，傷好以后就飛走了。小說寫一個帶翅膀的天使，到了農家，這個就是不平凡，一般人是不會有翅膀的。但是，小說通過這不平凡寫出人情常態中平凡的一面，即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卡夫卡的《

　　變形記 》中，男主人公格里高爾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為一只大甲蟲，在床上翻個身都很費勁。他家里人也很吃驚，不知如何是好，只好盡力去照顧他。再過些日子，家里人就開始煩他了，嫌惡不已。妹妹厭惡他，還用蘋果打他，蘋果嵌在殼里拔不出來。這也是在不平凡中寫平凡，人怎么會變成一只大甲蟲呢？令人驚奇。在驚奇中，作者寫出平常生活的另一面，即人們之間掩蓋在溫情脈脈的面紗之下的真實關系。

　　更多的作品，是從平凡中寫出不平凡。如《 煩惱人生

　　》，寫一個普通工人印家厚的普通的一天。半夜里，孩子掉下床了，印家厚和他的老婆忙爬起來忙活，弄好了接著睡。一會兒，天亮了，鬧鐘響了，該上班了。兩人忙著給孩子穿衣服，洗臉。然后印家厚帶孩子出門，上公共汽車，車上和人家吵了架，又上輪渡，歇了會兒，船上遇見熟人。下了船，把小孩送到幼兒園，趕著去上班。上班后寫了黑板報，發生了些別的事。后來下班了，接了孩子，又回到家里。池莉寫的就是普通人普通的一天，滿篇都是日常生活，并無戲劇性，這種生活每個人都很熟悉。如果小說僅僅停留在這里，就沒意思了，關鍵在于池莉賦予了這些普通生活一個主題、一個觀照，就是《

　　煩惱人生 》，于是作者筆下的生活就一下子顯示出它的令人驚奇的一面。讀者會驚訝地發現，生活真是這么回事，充滿了煩惱，于是有了感悟。所以，作家從日常生活中寫出不平常的東西，才是他的工作。而我們現在的許多小說，都在平凡中寫平凡，僅以寫生活的原生態為圭臬，作品內容始終平淡無奇，這是目前的小說整體上缺乏吸引力的一種原因。

　　二、關于呈現與照亮

　　關于“寫什么”，有一種普遍的見解，認為作家應該只管呈現生活的原貌，不要企圖去解釋生活，生活的意義要由讀者和作者共同創造，這是對的。但創作也要講格局，如果全部小說都是在呈現而沒有照亮的話，恐怕也不行。我們長篇小說總體上很大的問題就是呈現有余，照亮不足，照亮的小說太少了。劉醒龍的《

　　圣天門口 》是企圖照亮歷史和對歷史進行概括的，但遇到一些批評，認為這種寫法是費力不討好的。意思是說，你只要把幾十年的歷史客觀呈現出來就夠了，不要摻雜什么觀點進去。其實，目前主要的問題正是作家缺乏對生活的概括。呈現并不是錯的，寫人的生存、生活狀態的本真面貌，寫原生態，沒有什么不好，是一種很好的寫法。比如，浩然寫《

　　艷陽天 》時，有那么豐富的生活體驗，如果忠實于這種體驗，而不是企圖用主觀觀點(

　　“階級斗爭為綱”的觀點 )去解釋生活，這個小說會有長久的生命力。此外，所謂呈現，里面也必然有主觀色彩，是有秩序和有選擇地呈現給讀者，這里面已經有概括的因子。但是，仍然應該有一部分創作是照亮式的，必須有一部分創作在思想主題上震撼人心，給現代人的精神世界帶來直接的沖擊。現在，這樣的作品太少了。我們總是容易把部分當作全部，總是在隨大流，有時還很偏頗。再比如，《

　　白鹿原 》也是一個“照亮”的作品，倘若《

　　白鹿原 》沒有照亮的一面的話，不會在文學史上占有目前這樣重要的地位。

　　我們需要提倡“照亮”的創作，也在于，當代作家正在逐漸喪失把握當下現實的能力。我們在強調三貼近，貼近現實、貼近生活、貼近百姓，可是，當你貼近的時候，就會發現，只有呈現沒有照亮，這個貼近也是缺乏力量的。我讀了不少長篇小說，真正能在思想上震撼人心的，近期很少看到。另一方面，當下生活又是非常復雜的，難以認知和判斷的，讀者更需要在作品里看到作家的觀照。近三十年來，社會現實處于劇烈的變化和發展中，使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如農村的變化就是很大的，面對這種變化，有人認為是歷史的進步，有人卻嘆息人心不古，嘆息田園情調、鄉土氣息的喪失。我們正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但也不是全體人擁護改革，有部分人是不喜歡改革的，有人希望回到建國十七年的社會形態中去。這些問題就很復雜，值得作家去深入思考，讀者也希望從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一些啟示。可是不，我們目前反映現實的作品，是比較膚淺的，越反映現實越膚淺，當然這種現象在電視劇創作中更為突出。過去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思想家，現在沒人敢這么提了，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了，最后，只能采取一個辦法，就是呈現。我們也別當上帝了。我們就把生活的原貌原封不動地寫出來算了，這也是造成我們今天文學邊緣化的一種原因，因為讀者并不佩服你，你的思想水平也并不高于中等讀者。創作不能僅僅是描繪生活，而是要教會讀者如何看待生活。沒有這個能力，就不能保持讀者對作家的尊敬。我們今天的作家，面對現實時思想上顯出的蒼白是令人驚訝的，這和不大學習有關，文學界與學術界相比，落后了若干年。只是一本接著一本往下寫，一個研討會接著一個研討會往下開。

　　三、其它問題

　　有關寫什么的問題還可以提出很多，也都重要。譬如，關于大主題、小主題和無主題。現在很多長篇小說主題太大了，大而空，一開始就沒有確定一個有價值的主旨。許多小說寫史詩，一寫寫一百年。一定是寫兩個家族或者三個家族。從辛亥革命寫起，寫到國內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反右、“文革”、改革，一直到當下。這樣的小說都號稱史詩，一般是兩卷至三卷，看多了以后令人生畏：不是怕它長，是怕沒有主題，或主題太泛。三本書乃一百萬字，一個家族三代，從爺爺寫到孫子，這么大時間跨度，不可能沒的寫。應該說主題越大越好寫，主題越大，適合往里裝的東西越多。問題是，我們讀完以后，總覺得這一部和那一部是一樣的。如寫到“文革”，都是那些鏡頭——造反狂熱和非理性。雖然只占了不長篇幅，但每到這部分都是敗筆，因為作者根本沒有仔細研究過“文革”的由來是怎么回事，只是按時間順序該寫到“文革”了就寫到“文革”。其實，“文革”和辛亥革命就沒有關系嗎？歸根結底，問題在于沒有主題，沒有思想，也就沒有內在的發展線索。

　　文學的自足性與依存性的問題；個人經驗、集體經驗、民族經驗的問題；主旋律創作的問題；工業題材創作問題；行業文學創作問題；底層寫作問題；等等，也都涉及創作最初的構思，涉及“寫什么”的問題。

　　總之，“寫什么”的問題是不可忽視的問題，直接關系創作的成敗，需要認真討論和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