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用哈尼文寫詩——全球化語境下文化多樣性的意義探求與文學實踐

哥布（哈尼族）

哥布發言 攝影：王紀國

　　我們常常把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置于對立面，那是因為，全球化在迅速擴展，文化多樣性則日漸萎縮。全球化是人類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成果，也是人類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文化多樣性是世界本身的格局，也是人類信息閉塞、各自為政的產物。文化多樣性的合理性在于，一如生物在適合的緯度、氣候、土壤條件下生長、繁殖，文化也在適合的自然條件下被創造和發展，以滿足不同自然條件下人類的生活和審美需求。不同人們共同體的精神“故鄉”構成了多樣化的人類文化景象。直至今天，這個“故鄉”仍然是人們心靈的歸宿。

　　我的家鄉云南，最高海拔6740米，最低海拔76.4米，高山林立，河流密布，氣候立體，適宜各種動植物的生長和繁衍，是動植物王國。與物種多樣性相對應的是，云南同樣呈現了文化的多樣性，智能的多樣性隱藏在崇山峻嶺之中。這里有26個民族在不同海拔段生活，其中就有哈尼族。哈尼族源于曾游牧于青、甘、藏高原的氐羌部落族群，經過漫長的遷徙，如今聚居于云南南部哀牢山、無量山的紅河、瀾滄江、李仙江流域及越南、緬甸、老撾、泰國等國家。雖然有著曲折多難的歷史，卻也創造了完整的宗教文化系統。它的文學以詩歌見長，有創世史詩《奧色密色》、《煙本霍本》，遷徙史詩《哈尼阿培聰坡坡》，農事詩《胡培朗培》、《龍護演斗》等。他們農閑的時候會聚集在一起吟唱史詩。在云南，很多少數民族都有史詩傳統，深刻影響著他們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

　　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中歐文化高峰論壇上說：“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文明最本質的特征”。英國語言學家戴維·克里斯特爾對文化多樣性也有一段精彩論述，他說：“多樣性在進化論中占據著核心位置，因為它使物種在不同的環境中得以生存。最強的生態系也是那些最具多樣性的生態系。我們征服這個星球的原因常常被歸結為我們能創造多樣性的文化以適應不同的環境。維持語言多樣性的需要就是基于這樣的論據。如果說促進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成功發展的前提，那么保護語言的多樣性就至關重要，因為文化主要依靠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傳播下來的。”

　　他的意思是，語言多樣性是文化多樣性的前提。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載體。只有文學的繁榮發展才可能實現文化的繁榮發展；只有少數民族母語文學的繁榮發展，才可能實現文化多樣性的良好格局。語言文字不僅是創造、傳承、發展文化的工具，它本身也是一種文化，不同的語言文字本身就是不同人們共同體最顯在的文化。語言文字既是人們的交際工具，也是人們的思維工具和思維形態，語言文字的發展意味著人們思維水平和思維能力的提高，不同語言文字的發展對于各個族群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換言之，“語言文字”雖然是一個文化概念，但通過不斷豐富它的信息量，不斷啟迪人們的智慧，廣泛提高社會成員的素質，從而作用于社會的方方面面，推動社會發展。

　　西雙版納曾經有一個哈尼族歌手叫張波，他用哈尼語演唱的歌曲不僅在云南哈尼族地區廣受歡迎，周邊國家的哈尼族群眾也十分喜愛。我是他的忠實歌迷，我常常聽著他的歌，感受哈尼語言的美麗與無邊。可惜張波先生30歲出頭便英年早逝，讓人扼腕嘆息！這一現象說明，文化多樣性對于少數民族，與其說是優化文化格局的需要，毋寧說是撫慰族群靈魂的力量。

　　20世紀80年代末，我毅然放棄相對嫻熟的漢語寫作，開始學習用哈尼文寫詩，90年代初，我的哈尼文詩集《母語》出版，由此實現了哈尼語書面文學的開端。數年后，我第二本哈尼文詩集《遺址》出版。此后陸續創作了很多哈尼文詩作，少部分翻譯成漢文后在報刊發表，種種原因沒有結集出版。在從事哈尼語詩歌創作的20多年里，我不斷向哈尼族文學傳統學習，希望我的作品與哈尼族文化有一種自然的傳承關系，也希望成為哈尼族未來文學傳統的一部分。我的父親是“莫匹”，即哈尼族民間的祭司和文化傳承人，在我向哈尼傳統的學習過程中，無論是在老家的火塘邊還是在我城里的陋室里，他都給過我許多指點、傳道、解惑，他是我文學創作的導師。(父親安息！)。2008年，我的哈尼文長詩《神圣的村莊》創作完成，并邀請部分哈尼族文化專家和民間歌手進行研討和修訂后出版。它上承哈尼族語言及史詩傳統血脈，下連當代哈尼族社會生活實際，有人評價說該詩具有神話思維、農耕敘事、哈尼元素、史詩特性等特點。在我近30年的文學創作歷程中，雖然談不上著作等身，卻也積累了一定作品，但從來沒有像這部長詩一樣給我帶來成就感。有了它，我覺得上對得起祖先，中對得起父老鄉親，下對得起子孫后代。它將被刻錄成光盤，進入到哈尼人的日常生活中去。

　　按理說，關于這部詩歌的工作已經比較圓滿地完成了，但是還不行，有一件事始終令我牽掛。我指的是翻譯。一邊是責任和義務，一邊是名利和光環，哪邊我都放不下。把它翻譯成漢文，在各種文學期刊發表，然后結集成書，再然后申報各種獎項——一個凡夫俗子的如意算盤噼里啪啦打響。然而，算盤好打，翻譯起來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部詩歌的翻譯讓我困惑了4年之久。4年中我多次試著翻譯它，卻始終無法下手。我在自己的文學實踐中充分體會了文化的差異性——這無疑也是文化多樣性價值所在。詩歌的翻譯總是顯得那么笨拙和言不由衷。終于某一天我似乎找到了一種節奏能夠對應這部詩歌的旋律，仿佛拿到了密碼可以勉強將它破解。但是，試圖把一種古老思維方式轉換成符合現代詩歌審美習慣的努力幾乎是徒勞。我一邊翻譯一邊誠惶誠恐。就像幾十年前有人把我的民族的一些習俗稱為“封建迷信”，我擔心有人會把我的詩歌說成垃圾。畢竟，人們離開神話和寓言太久，大概不屑于理會這類處于人類原初狀態的文學方式……而現在，我在寫作這篇講稿的過程中突然明白，我要呈現的、應該呈現的正是這種狀態和方式，盡管很多人不明白這其實是一種現實。不管譯詩質量如何，我深知它在哈尼文文本里是活的，觸及到了哈尼族文化的靈魂。有事例為證：一個深諳哈尼文化的朗誦者在朗誦該詩時突然中斷，并說他內心有一種恐懼，朗誦無法繼續。我知道他的恐懼源于對神靈的敬畏。

　　我對我的詩歌充滿自信，我相信今天我作為一個詩人站在這里，我的言語里也充滿底氣，這種自信和底氣來自我厚實的哈尼文化背景，來自我站立的高山大地！

　　作為一個詩人，我密切關注中國當代詩壇，它的困境顯而易見。在我的眼里，它像一片人工林，雖然一棵棵長得高大而且光滑，但樹種單一，從外表到質地幾乎一模一樣，連小鳥和動物都不愿意到這樣的林子里，因為既找不到果實，也沒有泉水。詩人們鉆進自我的象牙塔里，越來越遠離大地，遠離民眾。原始森林則不一樣，那里有參天大樹，有樹苗正在成長，有藤本植物，有野芭蕉，有竹子，有栗樹，也有漆樹，還有溪水潺潺流淌……在這樣的林子里人可以跟小鳥對話、跟松鼠嬉戲，內心寧靜。這就是多樣性的好處。我想起17世紀西藏的少數民族詩人倉央嘉措。他的詩歌清新瑰麗，充滿民族和宗教情懷，300多年來深受讀者歡迎。倉央嘉措的詩歌之所以在當代漢語讀者中倍受青睞，我想正是滿足了人們對文化多樣性的一種渴求。

　　1999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倡議：從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為“世界母語日”。倡議指出：“語言是保存和發展人類有形和無形遺產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種促進母語傳播的運動，不僅有助于語言的多樣化和多語種的教育，而且能提高對全世界各語言和文化傳統的認識，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對話的基礎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團結。”戴維·克里斯特爾也說：“關注人們的權利遠比使用單一語言更能促進世界和平。一個社區的主要標志就是它的語言。對少數民族語言的關注遠比單一的語言更能奠定和平共處的基石。我們需要接受多語并存的代價和益處。”

　　而早在全球化到來之前，伴隨著人類的貪婪和野心，一些原著民喪失了母語，他們操著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或者其他語種，再也找不到那些美麗而獨特的智慧，回不到“故鄉”。回不到“故鄉”的還有中國的黨項人和契丹人等。此類現象的背后往往有著暴力的蹤影。而比這更恐怖的是，全球化進程中那些披著“先進”外衣的看得見看不見的暴力因素。它們對文化多樣性的破壞和摧毀，遠遠超過了戰爭。